湖南“镉大米”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，但其影响依然不小。眼下，正是稻谷的收获季节，人们渴望吃上更安全的稻米。 　　
          然而，有人依然担忧：“毒土地”上种出来的“镉大米”，会完全消失吗？它们还会不会重现市场？ 　　这种担忧不无道理。因为，“毒土地”的余毒不消，就难免有“毒大米”之类现身。这，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现实课题。 　　
         程度之重 　　目前，我国土壤污染形势严峻，1／5的耕地受重金属污染，其中镉污染耕地涉及11省25个地区。这里既有工业造成的污染，也有农业投入品滥用造成的污染。 　　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，来自于工业“三废”和农业污染这两大“元凶”。 　　
        近年来，出于对粮食产量和经济效益的追求，农民大量施用氮肥和磷肥，土壤酸性成分急速飙升。研究表明，土壤pH值每下降一个单位值，土壤中重金属流活性值就会增加10倍。 　　有关部门对我国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属的抽样监测发现，有3.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，超标率达12.1%。 　　
        调查显示，我国华南地区部分城市有50%的耕地遭受镉、砷、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有机物污染；长江三角洲地区有的城市连片农田受多种重金属污染，致使10%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。 　　土壤是人们赖以生存的“生命线”。与空气污染、水污染不同，土壤污染既看不出也闻不着，单凭人的观察根本无法识别。然而，长期以来，尽管社会舆论反复要求、“两会”代表委员多次呼吁，但我国土壤污染状况始终没有权威公布，一年一度的环境公报也鲜有提及。 　　“现在，我国土壤污染比许多国家都要严重，日益加剧的污染趋势可能还要持续30年。”有专家直言。 　　权威信息缺失，难免会导致人们的焦虑；污染“家底不清”，更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。阳光是最好的“消毒剂”，也是最有效的“促进剂”。直面社会压力，公开土壤污染“家底”，既维护公众知情权和健康安全，更有利于唤起更多人的环保意识，促进社会监督。 　　
         恶果之大 　　有专家称，如今，土壤污染已致使粮食年产减少100亿公斤。环保部门也有统计显示，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，高达1200万吨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。 　　显然，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。目前，我国农药使用量达130万吨，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.5倍。每年大量使用的农药仅有0.1%左右可以作用于目标病虫，99.9%的农药则进入生态系统，造成大量土壤重金属、激素的有机污染。 　　
        污染的加剧导致土壤中的有益菌大量减少，土壤质量下降，自净能力减弱，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，危害人体健康。 　　
        土壤污染如隐形“杀手”，难以察觉却可能直接危害人体健康，特别是重金属在蔬菜、粮食中的累积，将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人类置于危险境地，甚至产生环境报复。 　　当前，令人忧心的是各地以追求GDP为核心的政绩观，不科学的产业发展模式和大量违法排污、超量排污。 　　
         据了解，一些地方发展经济心切，抱着“宁愿毒死也要GDP”的心态，有意无意地忽视环境保护，导致“引进企业就是引进污染，发展经济就是破坏环境”的恶果。 　
     　在这样一种政绩的召唤下，土地污染已经使黑土地变了颜色。黑龙江依兰农民就有这样的感觉：“以前挖两锹深还是黑土，现在一锹后就基本看不到了。你瞅瞅，黑土都不太‘黑’了，‘一两黑土换二两油’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。” 　
     　建国初期，黑龙江省黑土层大都有一米多厚，可现如今找半米深的都难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只剩下表皮薄薄的一层，颜色也由黑变黄。 　
    　据悉，形成1厘米厚的熟化黑土层大约需要50年，半米厚就得上千年，而现在东北黑土区平均每年流失0.3至1厘米的黑土层。有专家担心，“如果不及早治理，部分黑土层或将在几十年后消失殆尽。” 　　黑土层变薄，就是指黑土地的有效耕层变薄，直接导致支撑粮食产能的有机质含量降低，土壤肥力下降。 　
    　治理之困 　　土地污染治理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，但是，同时也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。 　
    　城乡污染土地修复开展水平的巨大差距，是经济规律之下的一种市场行为，而这种市场行为的背后，则是我国土地污染追责的困境。 　　污染土地修复，在中国有着巨大的需求。很多科研机构、企业争相进入，然而，这仍以城市为主要舞台，对农村受污染的土地修复却少有人问津。 　　
        据介绍，每修复一亩污染严重的耕地，大约需要人民币50多万元。修复时间一般需要10年甚至20年。按照这样的修复成本计算，我国农田修复规模将高达50万亿元，如此大的资金需求，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。 　　
        关于农村土地修复融资机制，虽然有些企业已在有些地方进行了探索和尝试，但遗憾的是，国家层面目前尚无成熟的模式可以推广。 　
    　其实，城乡污染土地修复开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并非人为故意。我国污染场地修复工作起步很晚，2004年之后才在京、沪、渝等大城市开展，其中大部分修复项目都未进行污染追责。 
   　于是，追责索赔就显得“既麻烦又无必要”，被一再搁置。而在远离土地财政的农村，巨大的资金缺口无从弥补，追责变得既必要又紧迫。 　
    　近年来，不少“两高”企业向农村转移，成了污染土壤的大户，加上城市河道流出的污水，农村过量施用的化肥、农药，过量养殖引发的面源污染，以及矿山开采造成的污染，致使农村土地污染情况异常严重。 　　相比城市，农村许多企业的排污行为更加缺乏执法者的监督和管理，以致肆意排污，严重污染周边土壤和水体，让土壤修复变得十分紧迫。
 　　土壤修复可分为将土壤挖掘或抽取出来，经运输后再进行治理的“异位修复”和不移动土壤而直接在原位置进行修复处理的“原位修复”。二者相比，“原位修复”成本较低、可修复深度更大、对土壤的破坏小，适用于更大面积土地的修复，更适合于农村。 　　
        目前，农村土壤修复的“主力军”是一些植物。中科院地理所环境修复中心自2005年起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建立了以蜈蚣草为主的植物——物化固定联合修复技术示范工程，修复当地被污染以至于无法耕种的农田。 　
   　运用工程手段对浅层土壤进行修复，结合暴露途径阻隔、改变土地用途等方法，也可以在成本较低的情况下降低土地的环境风险水平。 　
   　然而，在土壤、大气、水体三种环境介质中，修复土壤的费用最高，而且效果最慢、最差，一旦被污染，修复将是一个无休无尽的工程。 　
   　完善政策之急 　　专家指出，控制镉污染，保障消费者安全食用大米的根本办法，是查清污染源，有针对性地治理环境。无疑，切断污染源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。 　　然而，由于土壤污染底数不清，导致污染原因、种类、范围和程度成为盲点，防治措施便缺乏相应的针对性。 　　因而专家们呼吁，应该建立国家级长期运行的预警和预测系统，对农田污染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及时监控。 　　当然，技术层面上的落后，没有有效的监测体系，就无法及时发现耕地质量变化的最新情况，不能制定准确的修复方案。 　　
       目前，我国耕地质量测试指标和方法陈旧，对地力的评价通常采用土壤有机质含量，但实际测定的却是有机物质全量，而不是活性有机质，这样的测试结果，根本无法准确反映耕地地力和土壤演变。 　　更为深层的问题是，我国耕地质量保护法规不完善，作为耕地使用主体的农民缺乏保护耕地质量的主动性。对土壤污染，国家层面也缺乏法规和技术标准，地方标准更是空白。